李硕：COP29之后，全球气候政策势头或将进一步回摆
12-03-2024 万梅
11月24日周日凌晨5点半，延时了35多个小时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COP29）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正式闭幕。
根据联合国数据显示，COP29 期间共有55,000人前往巴库参会，规模仅次于去年在迪拜举行的COP28。尽管此前气候界将 COP29 称为 COP “小年”，但两周谈判的激烈程度是近年来 COP 所罕见的。历经了艰难而焦灼的博弈，大会通过了20余项决定，在多个核心议程上达成了一系列成果 [1]，包括备受瞩目的：
气候融资：发达国家同意在2035年之前，每年提供至少3000亿美金的气候资金（即现有融资目标的3倍），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行动；
碳市场：通过《巴黎协定》第6条国际碳市场机制，并完成运营细则的初步讨论，为启动全球碳市场奠定了基础；
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 2.0：英国和巴西分别在峰会期间宣布了自己新的国家自主贡献和减排目标，更多国家需在2025年2月之前提交更具雄心的目标；
气候适应、透明性原则等方面的共识
对比大会之初，发展中国家阵营提出每年1.3万亿的气候资金需求，谈判成果显然不尽人意，在多方面受到指摘。对此，一些观察员机构认为，在动荡的地缘和经济背景下，3000亿美元的目标虽然不足，但这是迈向安全和公平未来的重要起步。然而，更多来自谈判国的评论和媒体的报道则表示 COP29 的成果 “令人失望”、“原地踏步”、甚至是“一份无力的侮辱性协议”。
COP29 闭幕之后，TMRW 采访了李硕，尝试从气候政治的视角回顾和探讨本届 COP，中国立场的变化，以及在特朗普二次当选，俄乌、巴以冲突继续，及欧洲政坛右翼势力崛起的政治动态下全球气候政策的走向。
李硕是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是一位气候政策领域的资深专家。从2011年开始，他跟踪和研究了超过十届的气候大会，他目前的工作聚焦分析中国的环境和能源政策，并支持国际社会参与中国的气候议程。
以下是 TMRW 和李硕的对话。
“COP29很好地反映了目前的政治现实”
TMRW：您对这届COP总体的观察和感受如何？
李硕：今年的会议主要是关于气候资金，气候资金在气候谈判里面（总体）都是比较困难、政治分歧比较大的议题。今年整体来讲，全球的政治条件也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未来有很多不确定性，而这些困难和挑战也都真实地反映在了巴库会议上面，也导致它最后结尾的时候有很长的“拖堂”，也导致最后的谈判结果其实各方也有不少异议，尤其那些小的发展中国家。
应该说COP是一个映照全球气候政治条件的镜子，它比较好地反映了国际目前的政治现实。而今年会议结果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反映了目前全球气候进程所在的位置——仍然有很多困难，未来要面对很多的不确定性。
● 李硕在巴黎 COP21 Climate Action Network 边会中发言 摄影：Mychaylo Prystupa
TMRW：需要减排降碳，实现气候目标已经是共识，在这个前提下，您认为各国、各利益团体之间的核心分歧是什么？
李硕：对，在过去的这十年，应该说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共同的政治共识。的确在很多国家，很多政客也都说这是大势所趋。那么在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就是一些帮助减碳的技术和设备、以及风电光伏、可再生能源、电动车等等的成本的大幅下降。
但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尤其是大的一些排放国还有不少化石能源的投资，所以如何在淘汰这些旧有设备和经济的同时，去快速地转型到新的能源模式，应该可以说是国际上汽油进程的一条主线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而这个矛盾在这几年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随着现在国际政治的条件在朝着对气候政策不友好的方向发展，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很大的朝化石能源的回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所以怎么处理好化石能源跟新能源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还是最重要的。
“中国立场：从防御走向开放，绿色科技是源动力”
TMRW：COP历史上，许多国家（比如小岛屿国家、很多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谈判立场是有一个演变过程的，今时今日，中国的谈判立场是什么样的？这个立场又是如何演变的？
李硕：中国的谈判立场，应该说在《巴黎协定》达成之前是有很强的防御性的。总体来讲，（那个时候）中国觉得这些环境条约是对中国发展的一个限制，所以谈判的总体策略就是争取更多的排放空间和经济发展的空间。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大的思路在近十年的维度上面是在不断演化的。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对国际上对中国排放的施压和限制还是有很强的保留态度。但与此同时，中国可能也愿意更多地参与国际的气候行动、减排、提供资金。这次巴库会议其实也是对中国在不断演化自己的国际责任的一个很好的写照。
尽管中国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做资金的承诺，但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在过去的几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少气候援助。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折衷的一个做法，就是不会承担像发达国家那样的责任，但同时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愿意做出更多表态，做出更多的行动，这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演化中国的气候责任。
所以总体上，我认为中国的谈判立场就是从一个防御性的立场，逐渐向更开放性的立场迈进。但是就联合国的谈判进程而言，我们得注意到，其实现在已经跟现实社会出现非常大的脱节。政治进程里边的很多原则不可能在三天五天，甚至三年五年之内就出现很大改变，这个过程需要很久的时间。但是与此同时，真实世界发生的改变现在已经远远快于这个政治进程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在真实世界里，最重要的一件事可能是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中国在绝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上面，现在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不管是研发还是使用。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未来中国气候行动的一个最大的原生动力，可能也是中国在这个（国际气候责任）问题上，在国际场合能有更开放性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TMRW：就如您刚刚所说，中国的清洁技术已经是全球公认的引领者，但是就国内而言，要实打实地实现1.5度的控温目标，中国的能源转型、产业转型模式等的速度可能都还不足够快，对此，您认为中国接下来的气候政策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力？
李硕：最重要的就是对煤炭的逐步淘汰。这应该是中国气候行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的使用应该说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了，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快和更快的区别。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经常说“先立后破” ，我们有了“立”还要有“破”，气候这个问题不可能是光靠添加可再生能源就完全解决了，还要在既有的高排放产业、化石能源、煤炭这些领域要有所“破”，要能逐步淘汰。就现在的气候要求来讲，这个事情在中国发生地还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这块如何加速，我觉得非常重要。
“绿色经济转型：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有后发优势”
TMRW: 您在之前提到过 “20年/21年前后曾有过一个气候治理的窗口期”，能展开讲讲那个时候的局面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和相同吗？
李硕：那个时候全球政治的重心是偏左的, 很多西方国家都有很强的环境运动思潮。同时全球的经济情况总体来讲比较稳健, 至少比这几年好, 没有出现大的国际政治，地缘政治动荡，也还没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事件。
同时，那时的国际气候进程氛围还是很大程度上受助于《巴黎协定》在2015年达成之后很快生效的惯性，跟现在比起来，很明显这几年国际的整体宏观经济出现了很多的不确定性，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冲突。各个国家，从（刚完成大选的）美国，到德国明年二月份会有大选，欧盟去年已经选举，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明年会有选举，（政治重心）都会右倾。所以整体的政治态势是在往更保守的角度去走的，比如说强调于能源安全，忽略环境利益。然后很多国家，国内也都有很大的反响要多顾及国民情绪（nationalist sentiment）、要更加地崇尚本国的利益。
这些政治势头恐怕明年会进一步抬升，而这个势头能延续多少年，现在不知道，但是应该不会是一个短期的情况。所以这些都是给未来几年的气候进程会带来很多的负面效应，所以我觉得总体国际的气候政治，现在应该是进入回摆的一个周期。
TMRW: 那在目前的这种政治态势下，气候治理有什么能破局的对策吗？
李硕：第一点是现在的政治势头很大程度上会因为美国国内政治情况而改变。从明年特朗普当选之后，（政策）会随着美国势头进一步调整，朝气候不利的方向发展。这就要求其他国家要能够有所贡献，向前迈进一步。这里面，欧盟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国际气候的势头，不完全脱轨或者“开倒车”。
第二点很重要的是，政治条件不利，但是推动气候进程还有其他的动力源。其中，最大的动力源就是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未来几年，绿色经济的发展可能远比政治因素要重要得多，比如说新能源车，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外的国家，绿色经济的发展其实是很大程度上是不随政治条件而波动的。就是大家想挣钱，甭管是哪个党执政，大家都想挣钱。如果这些绿色经济的产业能够带来挣钱机会的话，这就是一个纯经济的逻辑。这个经济逻辑恐怕也是未来几年会帮助这个全球汽油进程的关键。
当然在这个经济逻辑之上，我们也得看到，近几年，包括美国、一些欧洲国家也在经历着非常痛苦的讨论，就是“我们也想分一杯的羹，但是我们竞争不过中国人，怎么办？” 这个讨论至今也还在进行中，但是坦白讲也没有简单的答案。所以我觉得西方国家在绿色经济上面到底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和立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兼顾经济发展和减排的需要，会对未来的国际气候的态势发展会有非常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看到的一个风险是，很多的西方国家在这上面的平衡找不好，最后可能会发生的情况就是绿色经济既没搞起来，减排也耽误了，变成一个双输的局面。而且坦白讲，这个情况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一些早期的苗头，如果很多西方国家双输的话，未来气候政治怎么走，恐怕就会更加艰难些了。
TMRW: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绿色经济，我们能否简单理解为具备更好的工商业基础的发达国家阵营就必然比发展中国家阵营具备先天优势？
李硕：我觉得不是，有比较强工业基础的国家可能可以在（绿色经济转型）上面有所建树，比如像中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它的后发优势，因为它还在工业化（进程中），所以它可能可以赶上这趟车。很多发达国家之所以是发达国家，是因为它工业化已经完成，它已经没有制造业或者很强的工业基础，所以有可能在绿色转型的赛道上面输给不少发展中国家。
这是发达国家的一个窘境——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经济应该是更少地依靠工业制造业而更多是靠服务业等。但现在由于各种不同的政治原因，不少发达国家都有这种重新拥抱工业政策 (embrace industrial policy)、拥抱制造业 (manufacturing sector) 的思潮。这个思潮很大程度上是符合政治逻辑的，因为（可以）赢选票，但却与经济逻辑相左。那么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那些他们想扶植的绿色产业无法被扶植起来。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的话，我的忧虑就是很多的西方国家绿色经济没搞上去，同时减排也被耽误了。
TMRW: 对于接下来一年的气候行动，您有什么展望？
李硕：明年国际上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当选之后，各个国家应该都会比较审慎，这会非常严重的冲击国际气候的进程。所以恐怕在明年上半年，各国都会是一个观望模式 (wait and see mode) 这个是我们要做好的准备。
全球气候势头回摆，下行路径的底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明年恐怕会进一步回摆，（总体上）会是一个下行的趋势。 T
感谢（按姓氏拼音顺序）党元悦、刘益、袁烨为本文审阅并提供细致而周全的反馈和建议！
